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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什么事让一直后悔了几十年
发布机构: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9-08-24

  1956年,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升级。

  这些所谓的“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收到了需要从他

  手下清洗出去的“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海淀区永靓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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